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（PNH）是一种获得性、发生于多能造血干细胞层面的糖化磷脂酰肌醇A类（PIGA）基因体细胞突变引起的罕见疾病。PIGA编码糖基磷脂酰肌醇（GPI）生物合成第一步所需的酶，PIGA突变导致患者造血干细胞及向下分化的血细胞表面缺乏GPI锚定蛋白，其中，两种必需的补体调节蛋白CD55和CD59的缺乏使PNH红细胞易发生补体介导的溶血。PNH主要表现为反复发作的血管内溶血（IVH）、血栓形成倾向和不同程度的骨髓衰竭，国际PNH工作组（I-PIG）将PNH分为三类：
①经典型PNH：有典型的溶血和血栓形成表现；
②合并其他骨髓衰竭性疾病（BMF）的PNH：如再生障碍性贫血（AA）或骨髓增生异常肿瘤（MDS）；
③亚临床型PNH：患者有少量PNH克隆，但没有溶血和血栓的临床和实验室证据。
PNH虽然是一种良性疾病，但在传统的治疗手段下，患者10年总生存（OS）率仅70.7%～77.6%，生存率及生活质量亟待提高。PNH患者因慢性溶血可引起疲劳、血栓、肾功能不全、疼痛、意识障碍、呼吸困难等多种临床表现，首诊科室往往并非血液科，易被误诊、漏诊，导致随病程推移出现器官功能障碍。此外，在BMF中，如何理解PNH克隆存在的意义、如何进行合理监测和随访也需规范。
靶向末端补体C5的抑制剂依库珠单抗，是首个被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（FDA）和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溶血性PNH的补体抑制剂，目前已成为溶血性PNH的首选治疗药物，2022年底在中国获批上市。尽管以依库珠单抗为代表的第一代补体抑制剂取得了很好的疗效，但如何及时判断补体抑制剂效果不佳的可能原因，监测突破性溶血（BTH）和血管外溶血（EVH）等尚无相关的共识或指南。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红细胞疾病（贫血）学组组织相关专家，结合PNH筛查、诊断、随访和补体抑制剂使用管理的最新文献，形成本共识，为临床提供参考。
PNH误诊率极高，首次诊断即确诊的患者仅7%，起病一年内确诊者仅35.5%。确诊AA、MDS和不明原因贫血的患者，如进行PNH筛查，均有一定比例确诊为PNH。对于出现血小板减少、不明原因腹痛（平滑肌张力障碍）、IVH或血栓形成的患者也应怀疑PNH，应及早进行外周血PNH克隆流式检测筛查，以免延误治疗。此外，PNH患者出现血液科以外的其他相关症状，首诊于其他科室，可能造成诊断延迟，消化内科、神经内科、皮肤科、心内科、呼吸科、急诊科、血管外科、基本外科等，都可能成为患者的首诊科室，应加强多学科协作，提升相关科室对该病的认识（表1）。
在大多数健康个体中可以检测到0.001%～0.005%的微小PNH克隆，约1%健康个体中可能出现0.02%～0.03%的稍大PNH克隆，然而，在没有免疫攻击的背景下，PNH细胞一般不会发生扩增。在免疫介导的骨髓衰竭，如AA、低增生MDS（h-MDS）患者中，PNH克隆常常存在。
具有全血细胞减少、骨髓增生低下等BMF表现特征的疾病可由不同的病因引起，AA的诊断需要排除其他类似表现的疾病，对儿童和年轻患者特别要排除遗传性BMF（IBMF）。由于PNH细胞的克隆扩增与免疫机制介导的骨髓衰竭关系密切，PNH克隆的检出可为AA患者的免疫介导机制提供重要的诊断线索。
既往研究指出，在BMF中检出PNH克隆对诊断免疫介导的AA更有帮助，也有助于排除如范可尼贫血、先天性角化不良等IBMF，因为PNH克隆极少在IBMF中出现。无论克隆大小，PNH粒细胞克隆的出现，对免疫介导的AA阳性预测值约为100%；而在130多例IBMF患者中，却没有发现PNH克隆或PIGA突变。免疫介导的AA与IBMF相比，发现PNH克隆的概率高25倍。因此，PNH克隆的出现，为诊断免疫介导AA提供了特异性的额外支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PNH阴性并不能排除免疫介导的AA诊断，不应通过未检出PNH克隆来排除AA。
PNH克隆的出现，还与BMF的预后相关。在大多数关于AA预后的研究中，PNH克隆（无论克隆大小）与免疫抑制治疗反应的改善和总体预后的改善相关。存在PNH克隆患者免疫抑制反应疗效好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，但部分原因可能是PNH克隆的存在，使免疫介导的AA诊断更准确，从而可能对免疫抑制剂疗效更佳。PNH克隆还与AA患者较低的MDS进展率相关。PNH克隆也可出现在h-MDS患者中，但较AA罕见，同样提示可能是免疫介导机制和对免疫抑制剂疗效较好。PNH克隆在其他恶性程度更高的髓系肿瘤（如骨髓增殖性肿瘤、急性髓系白血病等）中极为罕见。
在PNH患者中，PNH克隆的大小与临床表现也有一定关联。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，发现在PNH患者中，PNH克隆呈现"双峰"分布，即有较小PNH克隆和较高PNH克隆的患者较多，而存在中等大小PNH克隆的患者较少。较小PNH克隆，往往在亚临床型或以骨髓衰竭为主要表现的患者中出现。而那些以经典PNH表现为主者，PNH克隆往往较大，平均大小超过70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由于不同的PNH亚型之间可以相互转换，造成临床特征不典型。临床上，不能简单将PNH克隆大小直接对应临床表现。
PNH患者启动补体抑制剂治疗取决于多个因素，包括PNH克隆大小、溶血症状和疾病负担。以骨髓衰竭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患者平均PNH克隆较小，较少出现PNH相关典型症状，很少能从补体抑制剂治疗中获益。因此，在有骨髓衰竭表现的PNH患者中，启动补体抑制剂治疗时，应仔细评估患者贫血的病因，包括了解网织红细胞、白细胞及血小板计数。
经典型PNH往往有较大的PNH克隆（通常>50%），常呈现较高的疾病负担表现，如腹痛、疲劳、呼吸困难、食管痉挛、勃起功能障碍、神经功能障碍、肾功能不全、胆石症及各种血栓栓塞表现，包括不寻常部位血栓。PNH患者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包括粒细胞PNH克隆大小超过50%，LDH≥1.5倍正常上限（ULN），PNH症状负担重以及既往的血栓事件等。红细胞PNH克隆和粒细胞PNH克隆超过一定数值，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LDH升高；此外，粒细胞PNH克隆大小每增加10%，血栓形成约增加1.6%。尽管如此，PNH克隆大小、溶血和血栓风险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是线性的。
PNH克隆也可能在AA或h-MDS病程的后期出现，定期通过流式细胞术监测PNH克隆，有助于早期发现PNH克隆演变；同时，在病程后期发现的PNH克隆，将支持在诊断时不易明确的BMF患者中的免疫介导因素。对BMF患者出现血栓形成或溶血等临床表现者，如果初始检测未显示PNH克隆，后续也应进行随访检测。诊断时已发现小克隆的AA或MDS患者，连续监测也很重要，因为患者可能从伴有小PNH克隆的AA或MDS，进展为溶血性PNH，及时发现，可以迅速加用针对性治疗。
即使是诊断为PNH的患者，也需要对PNH克隆进行定期监测。其中一些患者的PNH克隆在病程中继续扩增，少数患者的PNH克隆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小。极少数患者PNH克隆甚至消失。因此，建议对所有PNH患者的克隆进行定期监测，若病情稳定，可每年监测1次；出现任何临床或血液学参数变化时应缩短监测间隔。亚临床的PNH应每6～12个月进行PNH克隆监测。
所有的补体抑制剂都需要长期甚至终身使用，其监测过程漫长而复杂。依库珠单抗是第一代末端补体C5抑制剂，2007年上市，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、随访时间最长的补体抑制剂，欧美国家的临床应用经验丰富。C5补体抑制剂使用后，除监测临床表现的变化外，还需监测实验室指标、PNH克隆变化、补体活性等。
血清LDH水平降低通常与IVH减少相关，但与PNH无关的其他因素如感染、细胞坏死、心力衰竭等也会影响LDH水平的变化。在开始依库珠单抗治疗时，需监测LDH，LDH下降提示补体的末端活性被抑制。补体抑制剂使用后LDH明显下降，但后期发现LDH再次明显上升，且能除外其他因素，需考虑BTH的可能。少数情况下，补体抑制剂治疗前LDH并没有升高（如没有溶血时的血栓形成），可通过50%溶血补体检测（CH50）评估疗效。
网织红细胞是成熟红细胞的前体，在溶血加重时也会代偿性增加。应监测补体抑制剂治疗期间PNH患者绝对网织红细胞计数的变化，这有助于评估治疗反应和监测溶血事件的恢复情况。
另外，在C5补体抑制剂使用前，患者由于长期的IVH，常合并铁缺乏或缺铁性贫血，在长期使用依库珠单抗后，EVH得到控制，可能出现铁过载，需要监测血清铁蛋白，必要时启动去铁治疗。
C5补体抑制剂使用后，通过流式细胞术定期监测PNH克隆大小非常重要，建议在前2年至少每6个月检测PNH克隆；此后疾病稳定且接受稳定治疗时，可延长到每年1次。
一般情况下，使用C5补体抑制剂后，由于受到保护，PNH患者的红细胞PNH克隆增加。粒细胞和单核细胞的PNH克隆在治疗前往往较高，治疗后也会缓慢增加。但在长期随访中，有些患者长期使用依库珠单抗后出现克隆自发减少，尽管如此，很少患者能够停止治疗，除非持续监测显示患者克隆明显减少，且没有明显的溶血证据（目标通常是至少2次连续的流式评估，确认PNH粒细胞和单核细胞的比例<10%）。在此种情况下，停药后仍需动态监测PNH克隆，若出现PNH克隆细胞比例增加，可能需要重新开始治疗。在极少数情况下，PNH克隆变化可能预示着病态造血或白血病转化，此时需要通过全面的骨髓检查来进行评估。
血浆中的游离C5也可用作末端补体活性的生物标志物，其水平预计会因末端补体抑制而降低。游离C5水平可以帮助确定个体BTH事件是否与不完全的补体抑制相关。长期使用C5抑制剂，还可能出现EVH，EVH仅在使用C5抑制剂后出现。通过流式细胞仪测量细胞表面C3沉积，可帮助判断。PNH红细胞膜上的C3片段沉积，是C5抑制后反映上游补体活性的重要标志物，可作为EVH的检测指标。同时，使用Coombs试验评估红细胞上的C3沉积也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方法。
应用依库珠单抗治疗6周后，如果LDH依然无明显改变，需检测C5补体多态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只有出现C5多态性时，才是真正意义上对依库珠单抗的"无反应"或"反应不佳"。而在实际工作中，许多有残存贫血者被定义为"无反应者"或"反应不佳者"，这是误解。另外，20%的患者在使用依库珠单抗时需要调整剂量。
6周的常规治疗后，如果LDH<1.5 ULN，说明IVH得到控制，可按原剂量继续治疗。如果LDH≥1.5 ULN，但CH50显示补体被完全阻断，也可以继续治疗。此时，需要除外其他原因导致的LDH升高，尤其是LDH从非红细胞的其他组织（如肝、骨骼和心肌等）释放的原因，可以检测LDH同工酶加以鉴别。如果LDH≥1.5 ULN，且CH50显示补体没有被阻断，则考虑补体抑制剂剂量不足，可以提高剂量或转换为其他补体抑制剂。近年来，新型补体抑制剂不断获批上市，尤其是近年来开展临床试验的近端补体抑制剂，有望解决依库珠单抗疗效不佳的问题。
主要表现为IVH和经典PNH症状的再次出现。BTH是补体抑制剂效果不佳或失去疗效的表现，对有良好治疗反应（LDH<1.5 ULN、补体活性被完全抑制）者，有时可观察到间断的突破性IVH（血红蛋白下降、LDH升高、PNH症状再次发作），应考虑是否存在一些因素（如感染、药物等）激活或放大了补体的活性。此时不建议终止补体抑制剂治疗，因为一旦停药，会出现一系列溶血相关的并发症。BTH的病因具体鉴别方式见表2。可以通过控制诱发因素、继续补体抑制剂但增加剂量来改善，并密切监测患者的情况。此外，出现BTH，如当前使用C5抑制剂，可以转化为近端补体抑制剂。或在提高C5抑制剂剂量仍无效时，转为近端补体抑制剂。
未经治疗的PNH主要以IVH为特征，所有PNH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IVH。EVH通常发生在接受C5抑制剂治疗的患者中。患者接受C5抑制剂治疗后，红细胞不再被补体攻击，C3片段沉积在细胞膜上，从而导致红细胞在脾脏被破坏，发生EVH。使用C5抑制剂后，IVH被控制，但仍然发生持续贫血、黄疸加重、网织红细胞计数明显升高、脾大等表现的患者，应警惕EVH，可以检测C3沉积、抗人球蛋白试验、免疫指标等。部分C5抑制剂治疗的患者会出现直接抗球蛋白试验（抗C3d）阳性，可使用糖皮质激素、免疫抑制剂等，脾切除术在部分患者有效。目前，已经获批或正在开展临床试验的近端补体抑制剂，不仅能避免EVH的出现，还能对C5抑制剂使用后出现的EVH实现良好的控制。
在C5补体抑制剂使用期间，部分患者血红蛋白并不能恢复正常。贫血的原因，除了IVH控制不满意、EVH以外，还有多种因素，应进行鉴别。如在使用补体抑制剂时，网织红细胞计数较低或正常，考虑合并骨髓衰竭，则应在使用补体抑制剂同时，对伴随的骨髓衰竭进行诊断和治疗。叶酸缺乏症，是导致持续贫血的另一个常见原因，可通过补充叶酸来纠正。对伴有肾功能不全、与贫血程度不匹配的促红细胞生成素（EPO）降低患者，以及"低危"MDS，且EPO<500 U/L患者，可能需要外源性EPO。门静脉血栓导致的门脉高压、脾功能亢进（尤其是布加综合征后），可导致贫血和血小板减少，消化道出血会进一步加重贫血，可对症处理。既往反复输血导致的同种异体抗体导致的溶血性贫血、潜在MDS导致的无效红细胞生成等，都可能是贫血的原因。
中国PNH的治疗即将步入补体抑制剂时代，谨慎地甄别各种临床情况，并给予恰当的治疗至关重要。当然，未来尚需累积更多的诊治经验对患者进行更精准的管理。
参与共识制定和讨论的专家常春康（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）；常红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）；陈彤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）；戴敏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）；董宝侠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）；付蓉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）；高素君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）；高晓宁（解放军总医院）；韩冰（北京协和医院）；何川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）；何广胜（江苏省人民医院）；洪梅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）；黄健（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）；贾劲松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）；姜中兴（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）；赖永榕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）；雷美清（海口市人民医院）；李德鹏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）；李静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）；李莉娟（兰州大学第二医院）；李文倩（青海省人民医院）；李燕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）；林丽娥（海南省人民医院）；林圣云（浙江省中医院）；刘红（南通大学附属医院）；刘辉（北京医院）；刘立民（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）；刘容容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）；马艳萍（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）；孟凡凯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）；苗瞄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）；任金海（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）；施均（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）；宋强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）；田发青（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）；佟红艳（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）；王荷花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）；王化泉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）；王顺清（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）；文钦（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）；徐雅靖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）；杨辰（北京协和医院）；杨岩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）；曾云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）；张敏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）；张连生（兰州大学第二医院）；张凤奎（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）；赵明峰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）；郑波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）；郑以州（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）；祝亮方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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